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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正定古城南的滹沱河景区。

河流是城市的母亲。很多城市都诞生在河边,由河流陪伴并孕育出城市的空间肌理和文化风貌。而石家庄似乎是一个例外,她是因铁路而生长繁衍起来的城市。

19世纪末,山西省决定修筑东出太行的铁路,东端起点经历了“正定府城—柳林堡码头—石家庄村”三次南移。因缘际会,石家庄——这个冀中平原的普通村落,获得了建成铁路枢纽的千载良机,她也因此于1968年跃升为河北省的省会。20世纪前中期,铁路的确推动石家庄迅速城市化。但是,因其远水的地理位置,似乎缺少了些许灵气和滋养。于是,近百年来,石家庄人开始了一种有意识的自我修复,修复她与滹沱河的关系。

如今,石家庄终于实现了从偏离河流到运河连接,再到北跨滹沱河的梦想,唱响了拥抱母亲河滹沱河的幸福之歌。

石家庄正定古城南的滹沱河景区。

石家庄人自称“庄里人”,称石家庄为“国际庄”,有自豪的情愫,却难免也有几分无奈和自嘲。回望在铁路运输大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初期石家庄文化根脉延伸相对薄弱,肩负区域中心城市的重任,似乎略显底气不足。石家庄在成为河北省省会之前,对冀中腹地的吸引力客观上远不及天津、保定,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超过古城正定。

1896年,清朝廷准筑卢汉铁路及其支路。次年,山西为“晋物外输”筹筑东出太行的铁路,为保路权选择与俄法同盟合作。正太铁路与卢汉铁路的倒T字形枢纽,初定于冀中传统中心——正定府城,这一选择是基于铁路修筑的水陆联运及利用原有城镇商贸基础的一般原则。李鸿章曾说,“凡铁道须由近水处生根,木铁机器均易转运,办一节有一节利益”。张之洞亦言:“根者,近水道、起大镇之谓也。近水道则物料运费省,起大镇则行尺行寸,皆有利益。”

正定府城有着1700年的历史,是“通荆豫徐扬百粤之孔道”,有滹沱河、子牙河水运直达天津,既便于筑路所需原材料的运输,也可保障通车后的投资回收。山西省考虑“所贷路款商借商还”及后期收益风险,仅向国外银行借贷了工程所需费用的2/3,为缩短里程、省去建造跨河大桥的费用,起点移至府城西南7.5公里、滹沱河南岸的柳林铺码头,“柳太铁路”即源于此。同年冬,经再次勘测,因“工程繁难,建筑费极贵”,起点再南移至仅有600多人口的石家庄村,如此线路可再缩短12公里;并使用了与卢汉铁路标准轨不同的1米窄轨。至此,完全抛弃了铁路枢纽“近水”及“如遇繁盛之城市,则必经过之”的一般原则。可见石家庄铁路远离滹沱河的历史根源就是清朝国力式微。

1907年,正太线通车后,因窄轨无法直接并入卢汉铁路,运载货物必须先行卸载、堆库存放,再重新装车。这一卸一装却给石家庄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围绕货物中转的装卸场、火车调度维修的车场等设施建设,这里开始了早期城镇人口聚集,并在两个火车站间以大石桥为中心的空间扩展开来。

石家庄村自身经济社会基础薄弱,且远离滹沱河码头,一般交通枢纽城市化所需的内外因素,包括自身的产业体系和外部支撑腹地,在短期内难以构建。20世纪60年代之前,海河流域腹地的物资主要水运到“三北中心”天津港,但是,山西省煤铁等物资及冀中地区炼焦、纺织等产品运至石家庄站后,或由卢汉铁路向南北转运,或用传统畜力运到滹沱河码头,外销范围受到很大制约。故而,石家庄车站卸载的物资是通过滹沱河、子牙河水运天津港,这也成为石家庄城市后续发展必须要补足的一个巨大漏洞。这项“石家庄—天津”水运行动,自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谋划了。

石家庄古属中山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中山国人“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近代,走出了冷兵器时代金戈铁马的石家庄人,依然秉承着先民不甘于命运的那股韧性、犟劲。开始寻找和创造滹沱河与石家庄的各种关联。

20世纪上半叶,石家庄发展依托的主要企业仅有正太铁路厂、井陉炼焦厂及大兴纱厂。从理论上分析,利用冀中平原“西河棉”产地优势,很容易发展纺织业,尤其是直隶工艺总局及正定、获鹿各县工艺局和实习工厂的创立,滹沱河流域的棉织业纷纷向小型工业化转变,至1931年,周边11县布匹年产量已达341.7万匹,反映出石家庄所在棉纱市场的巨大潜力。但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棉产地、棉纱市场两大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石家庄城市产业优势。这一切,皆因石家庄远离水运码头,不能纳入当时棉花商品外销的主要通道——海河水运网络,难以与内部腹地、外部市场建立依存关系,以致石家庄培育新型城市产业体系的内力明显不足。

摆脱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走近滹沱河逐水而居,打造滹沱水运,渐渐成为“庄里人”发展壮大的关键环节。1927年的《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被视为石家庄最早的城市发展规划,其中便提出了开通“石家庄—高家营码头—天津”内河运输线。当时,石津之间物资运输主要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转入京汉铁路,经北平转至天津;另一条是驮运至滹沱河码头,经子牙河水运至天津,因内河水运较铁路运输费用约低2/3。“平时晋煤由正太卸车,再雇大车运至高家营上船。”高家营成为当时煤炭、棉花等大宗货物水运天津的重要码头。为此,《开展石家庄商埠计划书》设想开挖总长7.5公里的运河,通过水闸解决枯水期水量,使高家营码头的船舶“直通石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并未推行下去。

此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开挖运河,打通津石水运航线的计划搁浅多年之后,竟然由日本侵略者开始筹建。1937年,日军侵占石家庄,侵略者筹划利用石家庄铁路枢纽,建成华北粮棉和太行山矿产的集散中心,再将掠夺的物资经过天津港运往日本。为迅速将原材料运往天津,也筹划打通“石家庄—天津”间水运。“石津运河”谋划总长约320公里,达到石家庄与天津间可直通百吨的小汽船的目标。该工程自1942年4月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完成了桃园村码头建设,规划中由码头至武强县小范镇汇入子牙河的运河,只修到了束鹿与晋县交界处。随着日军投降、国民党发动内战,修建运河的计划戛然而止,也未能最终完成。

新中国成立后,石家庄被赞誉为“开国第一城”,也有人说她是“新中国城市工作的试验田”。石家庄这座红色的城市,曾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城市发展样本。

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她是红色之城,也是纺织之城、医药之城。1954年,石家庄城市规划提出了生产城市、华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建设方针,职能定位是以纺织、医药、火电等为主导产业的中等轻工业城市,这极大促进了铁路公路体系的完善,同时,陆路对河运的替代作用也在加大。

当时,华北地区降雨量较大,洪涝灾害频发。为保证这座红色城市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石家庄与滹沱河的关系同步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令人唏嘘不已的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滹沱河石家庄段开始断流。

洪涝灾害,威胁着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干旱断流,则影响着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早在1949年,石津运河工程就被改建成了石津总干渠,突出灌溉功用,服务农业增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防洪防涝并重”“进行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以保证粮棉增产”水利方针下,滹沱河上游建造了多座水库、水电站,中下游则兴建万亩以上大灌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黄壁庄水库开始拦洪,至六十年代初岗南水库开始截水时,当地气候竟然开始转向干旱。此时,石家庄市区人口已突破50万人,以钢铁冶炼为主的工厂遍及全市。

随着石家庄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1968年,河北省会迁至石家庄,而滹沱河防洪工程体系逐步健全是前提之一。行政地位的提升,直接带来了市区人口机械化增长,带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时,为方便排污,新建的工业区主要位于市区北部的石津灌渠两岸;为减轻洪水威胁,城区主体则继续向东、南两向扩展。1973年,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后,石家庄城市污水处理与滹沱河污染治理工作,受到中央层面的关注,滹沱河与石家庄和谐相生的关系,开始进入新阶段。

遗憾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冀中平原水资源由丰沛变为不足的趋势愈来愈突出,上述城市产业布局、空间拓展的弊端很快显现。北部沿灌渠分布的工业区造成的污染,使已经脆弱的滹沱河生态雪上加霜,对地下水资源过度开采,导致了极为严重的水环境问题。造成这一时期石家庄与滹沱河的互生关系受到严重削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吹绿了滹沱河两岸。农村改革,拉动了石家庄市区人口的几何式倍增,2000年城区人口达到了150万,远远超过控制在80万人的规划预期。人口增加势头过猛,带来了水资源短缺、水质污染等矛盾。1987年,石家庄被列为对外开放城市,开始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如何通过科学方法解决城市与滹沱河关系,积极应对水危机,并增强文化软实力,都摆上了日程。

滹沱河流域的污染与治理一直在拉锯、博弈。上世纪七十年代,地表径流断流后,开始大量凿井,以致冀中南一带出现了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地下水漏斗群。1996年以来,市区水源主要依赖黄壁庄水库,可当年入库径流量只是20世纪六十年代的36%。河道干涸后,滩地耕垦、河床采砂,加上一些造纸、制革等乡镇企业的污水排放,滹沱河流域成为省内污染最严重的地带之一。同时,流域治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市区企业污水处理、河道净污能力不断提升,尤其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石家庄市政府将大部分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转移到郊区,并提出了建设山水田园特色的生态城市新目标,后来在河北岸建成滨河新区,旋即改称滹沱新区,旨在彰显滹沱河对城市发展的独特意义。

新时代,针对城市辐射力不足、可持续发展生态支撑较弱等问题,石家庄与滹沱河关系修复提升到了更高层面。

随着正定新区破土动工,“北跨”战略落地,以滹沱河为中轴的南北布局雏形初现。2014年,滹沱河市区段启动生态绿廊建设工程,杜绝排入型污染;同时,植树绿化以涵养水源、恢复水质,新增绿地已逾1.1万亩。2017年,以滹沱河道为中心引领两岸城市建设的提升规划颁行,成为沿线各级政府的重要政治任务和民心项目,这在石家庄百年城市史上为首创。2019年,京津冀三地皆纳入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开发范围,滹沱河、子牙河生态修复因此加速。2020年,中共河北省委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提出“推进沿海与内陆腹地互动发展”“布局建设无水港,支持石家庄国际陆港建设”。滹沱河流域生态修复、石家庄段水环境再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建设最大的自然保障。

以正定新区为抓手,石家庄城市空间“北跨”滹沱河,将城市文明的起点延长了千余年,实现了对冀中地区传统中心城市历史文脉的承袭,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石家庄城区对母亲河的拥抱,修复了其环境母体的先天不足。

该如何做足滹沱河的“水”文章,将生态与生产并重,构建石家庄绿色发展带、打造京津冀城市沿河发展示范区呢?石家庄多年的愿景——打通石津运河,或将实现。如果有那么一天,“石家庄—天津”间内河航运得以逐步恢复,那或许会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基础,海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将为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华北平原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河流再生与城市复兴”的崭新模式。

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既因曾为黄河支流,更因曾以多泥沙、善徙决著称。从黄土高原携来的泥沙在太行山前沉积,形成了广袤的冲积扇平原,“滹沱河有72肋枝河”,18条在石家庄段,这些水土资源是滋养石家庄城市发展的自然母体。

如今,虽难再看到滹沱河当年“浩浩连波三万顷”的壮阔,但远眺那苍茫水色,依然可以感受到“英雄如雨落烟波”的壮志豪情。

但愿滹沱万古不废,石家庄的母亲河永锡不老,与我们的城市和人民相伴而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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